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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这种“慢”，后来成为诸多导演处理电影中老人形象的一种方式。无论是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萨蒂亚吉特·雷伊，还是小津安二郎、侯孝贤、万玛才旦等导演，他们电影中的老人形象往往都与“慢”的时间挂钩，使影像逐渐走向一种“状态”。如小津安二郎《东京物语》结尾，失去妻子的老人独居家中，轻摇蒲扇，视线向画外望去，若有所思，游走于“物”与“思”之间的物哀之情缓缓流出。同样，侯孝贤《童年往事》中，祖母每日坐在方桌旁摆弄针线，当其离世之后，导演再次拍摄祖母常用的方桌，斯人已逝而静物长留，此刻的方桌俨然代替了已故祖母的在场。在这里，小津安二郎与侯孝贤均以极为隐忍克制的方式处理老人的形象，以固定机位长镜头的形式捕捉不断流动的时间，进而使得影片在此刻构成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剧中人物对于生命、生活本身的思索与反应，在流动的时间里引领观众走向沉思，宛如剧中老人于夕阳残尽中对人生的回眸，让影片增添了一份厚重，生成难以言说的情感，或曰“余味”，或曰“苍凉”。陈学礼：所以就又重新回到你们最先的提问。纪录片是一个概念，民族志电影也是一个概念，纪录片没有唯一的形式，民族志电影也没有唯一的形式。但现在的环境给大家看的就几乎只有唯一的形式，所以这是目前大家看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时面临的一个比较局限的地方。拿纪录片来说，如果说拍一部电影、一部纪录片，拍得像诗一样，是一种可能；有一个人一直在讲话是一种形式；像我最早拍的德国老师教的纪录片，只在旁边观察，不做任何介入也是一种方式；后来我自己慢慢从中解脱出来，把自己带到影片里进行拍摄，这也是一个可能……所以纪录片和民族志电影的形式是有多种可能性的，而且多样形式的可能性再加上人的不同性，民族志电影的活力和实验性就正好可以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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